万寿宫丁丁响
汪曾祺 -冯思纯同志编出了他的父亲废名的小说选集,让我写一篇序,我同意了。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,因为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,并且受过他的影响。但是我把废名的小说反复看了几遍,就觉得力不从心,无从下笔,我对废名的小说并没有真的看懂。
我说过一些有关废名的话:
废名这个名字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了。国内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一本提到他。这实在是一个真正很有特点的作家。他在当时的读者就不是很多,但是他的作品曾经对三十年代、四十年代的青年作家,至少是北京的青年作家,产生过颇深的影响。这种影响现在看不到了,但是它并未消失。它像一股泉水,在地下流动着。也许有一天,会汩汩地流到地面上来的。他的作品不多,一共大概写了六本小说,都很薄。他后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,作品中有见道之言,很不好懂。《莫须有先生传》就有点令人莫名其妙,到了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》就不知所云了。但是他早期的小说,《桥》、《枣》、《桃园》和《竹林的故事》写得真是很美。他把晚唐诗的超越理性,直写感觉的象征手法移到小说里来了。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,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。他的小说不注重写人物,也几乎没有故事。《竹林的故事》算是长篇,叫做“故事”,实无故事,只是几个孩子每天生活的记录。他不写故事,写意境。但是他的小说是感人的,使人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感动。因为他对于小儿女是那样富于同情心。他用儿童一样明亮而敏感的眼睛观察周围世界,用儿童一样简单而准确的笔墨来记录。他的小说是天真的,具有天真的美。因为他善于捕捉儿童的思想和情绪,他运用了意识流。他的意识流是从生活里发现的,不是从外国的理论或作品里搬来的。……因为他追随流动的意识,因此他的行文也和别人不一样。周作人曾说废名是一个讲究文章之美的小说家。又说他的行文好比一溪流水,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,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。这说得实在非常好。
我的一些说法其实都是从周作人那里来的。谈废名的文章谈得最好的是周作人。周作人对废名的文章喻之为水,喻之为风。他在《莫须有先生传》的序文中说:
这好像是一道流水,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了海,他流过的地方,凡有什么汉港弯曲,总得灌注潆洄一番,有什么岩石水草,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,再往前走去。再往前去,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,但除去了这些,也就别无行程了。
周作人的序言有几句写得比较吃力,不像他的别的文章随便自然。“灌注潆洄”、“披拂抚弄”,都有点着力太过。有意求好,反不能好,虽在周作人亦不能免。不过他对意识流的描绘却是准确贴切且生动的,他的说法具有独创性,在他以前还没有人这样讲过。那时似还没有“意识流”这个说法,周作人、废名都不曾使用过这个词。这个词是从外国迻译进来的。但是没有这个名词不等于没有这个东西,中国自有中国的意识流,不同于普鲁斯特,也不同于弗吉尼尔·吴尔芙,但不能否认那是意识流,晚唐的温(飞卿)李(商隐)便是。比较起来,李商隐更加天马行空,无迹可求。温则不免伤于轻艳。废名受李的影响更大一些。有人说废名不是意识流,不是意识流又是什么?废名和《尤列什斯》的距离诚然较大,和吴尔芙则较为接近。废名的作品有一种女性美,少女的美,他很喜欢“摘花赌身轻”,这是一句“女郎诗”!
冯健男同志(废名的侄儿)在《我的叔父废名》一书中引用我的一段话,说我说废名的小说“具有天真的美”,以为“这是说得新鲜的,道别人之所未道”。其实这不是“道别人之所未道”。废名喜爱儿童(少年),也非常善于写儿童,这个问题周作人就不止一次他说过。我第一次读废名的作品大概是《桃园》。读到王老大和他的害病女儿阿毛说:“阿毛,不说话一睡就睡着了”,忽然非常感动。这一句话充满一个父亲对一个女儿的感情。“这个地方太空旷吗?不,阿毛睁大的眼睛叫月亮装满了”,这种写法真是特别,真是美。读《万寿宫》,至程林写在墙上的字:“万寿宫丁丁响”,我也异常的感动,本来丁丁响的是四个屋角挂的铜铃,但是孩子们觉得是万寿宫在丁丁响。这是孩子的直觉。孩子是不大理智的,他们总是直觉地感受这个世界,去“认同”世界。这些孩子是那样纯净,与世界无欲求,无争竞,他们对此世界是那样充满欢喜,他们最充分地体会到人的善良,人的高贵,他们最能把握周围环境的颜色、形体、光和影、声音和寂静,最完美地捕捉住诗。这大概就是周作人所说的“仙境”。
另一位真正读懂废名,对废名的作品有深刻独到的见解的美学家,我以为是朱光潜。朱先生的论文说:“废名先生不能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小说家,因为他在心境原型上是一个极端的内倾者。小说家须得把眼睛朝外看,而废名的眼睛却老是朝里看;小说家须把自我沉没到人物性格里面去,让作者过人物的生活,而废名的人物却都沉没在作者的自我里面,处处都是过作者的生活。”朱先生的话真是打中了废名的“要害”。
前几年中国的文艺界(主要是评论家)闹了一阵“向内转、向外转”之争。“向内转、向外转”与“向内看、向外看”含义不尽相同,但有相通处。一部分具有权威性的理论家坚决反对向内,坚持向外,以为文学必须如此,这才叫文学,才叫现实主义;而认为向内是离经叛道,甚至是反革命。我们不反对向外的文学,并且认为这曾经是文学的主要潮流,但是为什么对向内的文学就不允许其存在,非得一棍子打死不可呢?
废名的作品的不被接受,不受重视,原因之一,是废名的某些作品确实不好懂。朱光潜先生就写过:“废名的诗不容易懂,但是懂得之后,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。”这是对一般人而言,对平心静气,不缺乏良知的读者,对具有对文学的敏感的解人而言的。对于另一种人则是另一回事。废名的价值的被认识,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真正的被肯定,恐怕还得再过二十年。
1996年3月6日
汪曾祺介绍
汪曾祺(1920年3月5日—1997年5月16日),江苏高邮人,中国当代作家、散文家、戏剧家、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。被誉为“抒情的人道主义者,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,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。”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,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。作品有《受戒》《晚饭花集》《逝水》《晚翠文谈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