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:为钱穆定位
李敖 -钱穆昨天死了,活了九十六岁。
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,一九五二年。那时我是高二学生,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,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,他为人谦和,给我很深的印象;我年少多才,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。第二年他回香港,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,他回信给我,送书给我,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,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。
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、以我对他的感念,一般的读书人,很容易就会朝“变成钱穆的徒弟”路线发展,可是,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。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,我的境界,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。我十八岁以后,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,并且三十多年来,对他有不少批评,如今钱穆死了,看到报上的胡乱报导,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:
一、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,大体上很有成绩,当然也闹大笑话。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,并以此成名。但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“孙子”出土,证明了孙武是孙武、孙膑是孙膑,证明了所谓朴学,不过乃尔!
二、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。他在“国史大纲”开宗明义,说一国之国民“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,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”。“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,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,并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。”事实上,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。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,他似乎对“本国已往历史”太“满意”了,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。今天中国时报登“论民国以来史学,无出钱先生之右者”(龚鹏程语)全是胡说。民国以来的史学家,在解释上,高过钱穆的太多了。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。老师前进,学生落伍,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,才有此怪现象。
三、今天联合报登“民初有南钱(穆)北胡(适)之称”(张玉法语),也全是胡说,钱穆以一中学毕业生、一中学教员,受胡适提拔,北上入京,已是一九三○年以后的事,又何来“民初”?钱穆声名,也从未达到有南北之说与胡适相对过,这是今日贴金耳。不过,在胡适有生之年,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,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,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。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,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,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。
四、钱穆作为史学家,本已今人皱眉;但他不以此力足,倾余生之力,还要做经学家、理学家,甚至俨然当代朱子。这就更闹了大笑话。严格说,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败的,更见其迂腐。他晚年以卜筮算命,更见其上学朱子手法,而头脑不清则一。
五、钱穆与当权者关系,是可耻的。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,来哄抬政权;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,来得君行道,结果,人越丢越大。被蒋介石“倡优畜之”的结果,他曲学阿世,大儒立场尽失,去朱子远矣!
六、蒋介石“用公帑建宾馆”,为钱穆安老于“素书楼”,证明了双方都公私不清。今天中央日报登钱穆搬出“素书楼”,是“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”(裴普贤语),其实,请钱穆不要霸占公产、请他迁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华住宅,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。钱穆谈了一辈子“义利之辨”,自己义利当头,却贪鄙如此,实在有愧晚节。“君子之爱人也以德。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”,逼他搬家,正显示了大家爱他以德,他在搬家三个月后死去,颇有“曾子易箦”味道,这全靠钱太太深明大义之功。中国时报登“显示了他对辞受之际自有分寸”(龚鹏程语),其实白住了二十二年而受之不辞,这又何来“分寸”?搬家以后,他喃喃以我要回家(指“素书楼”)为言,足见其本人“义利之辨”,老犹不清,幸赖豪门之女钱太太之扶持,方得以“一身傲骨”脱走,呜呼,亦云险矣!
一九九○年八月三十一日
李敖介绍
李敖(1935年4月25日-2018年3月18日),男,字敖之 ,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,思想家,自由主义大师,国学大师,中国近代史学者,时事批评家,台湾作家,历史学家,诗人;台湾省无党派人士,曾任台湾“立法委员”,2008年任满,宣布退出台湾省政坛。因其文笔犀利、批判色彩浓厚,嬉笑怒骂皆成文章,所以自诩为“中国白话文第一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