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大哥的人

巴金 -
做大哥的人

我的大哥生来相貌清秀,自小就很聪慧,在家里得到父母的宠爱,在书房里又得到教书先生的称赞。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。母亲也很满意这样一个“宁馨儿”。

他在爱的环境里逐渐长成。我们回到成都以后,他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。辛亥革命的前夕。三叔带着两个镖客回到成都。大哥便跟镖客学习武艺。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,想使他做一个“文武全才”的人。

每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,大哥便起来,穿一身短打,在大厅上或者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。他从两个镖客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全套本领。我常常看见他在春天的黄昏舞动两把短刀。两道白光连接成了一根柔软的丝带,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,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。他那灵活的舞刀的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的祖父的赞美,还不说那些胞姐、堂姐和表姐们。

他后来进了中学。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,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。他得到毕业文凭归来的那一天,姐姐们聚在他的房里,为他的光辉的前程庆祝。他们有一个欢乐的聚会。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,希望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,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。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。

然而不到几天,他的幻想就被父亲打破了,非常残酷地打破了。因为父亲给他订了婚,叫他娶妻。

这件事情他也许早猜到一点点,但是他料不到父亲就这么快地给他安排好了一切。在婚姻问题上父亲并不体贴他,新来的继母更不会知道他的心事。

他本来有一个中意的姑娘,他和她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。那个姑娘是我的一个表姐,我们都喜欢她,都希望他能够同她结婚。然而父亲却给他另外选了一个张家姑娘。

父亲选择的方法也很奇怪。当时给大哥做媒的人有好几个,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。父亲不能够决定这两个姑娘中间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的媳妇,因为两家的门第相等,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。后来父亲就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块上面,揉成了两个纸团,捏在手里,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,然后随意拈起了一个纸团。父亲拈了一个“张”字,而另外一个毛家的姑娘就这样地被淘汰了。(据说母亲在时曾经向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事,而姑母却以“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,不愿意让女儿再来受一次”这理由拒绝了,这是三哥后来告诉我的。拈阄的结果我却亲眼看见。)

大哥对这门亲事并没有反抗,其实他也不懂得反抗。我不知道他向父亲提过他的升学的志愿没有,但是我可以断定他不会向父亲说起他那若有若无的爱情。于是嫂嫂进门来了。祖父和父亲因为大哥的结婚在家里演戏庆祝。结婚的仪式自然不简单。大哥自己也在演戏,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。在这些日子里他被人宝爱着像一个宝贝;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。他似乎有一点点快乐,又有一点点兴奋。

他结了婚,祖父有了孙媳,父亲有了媳妇,我们有了嫂嫂,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。但是他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。他得了一个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。她年轻,她读过书,她会做诗,她会画画。他满意了,在短时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曾梦想到的种种乐趣。在短时期中他忘记了他的前程,忘记了升学的志愿。他陶醉在这个少女的温柔的抚爱里。他的脸上常带笑容,他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娘。

他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。一个晚上父亲把他唤到面前吩咐道:“你现在接了亲,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方;可是我这两年来入不敷出,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,我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,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。”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。他唯唯地应着,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。可是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场。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!

一个还没有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地走进了社会。他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,好像划了一只独木舟驶进了大海,不用说狂风大浪在等着他。

在这些时候他忍受着一切,他没有反抗,他也不知道反抗。月薪是二十四元。为了这二十四个银元的月薪他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。

然而灾祸还不曾到止境。一年以后父亲突然死去,把我们这一房的生活的担子放到他的肩上。他上面有一位继母,下面有几个弟弟妹妹。

他埋葬了父亲以后就平静地挑起这个担子来。他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。我们一房人的生活费用自然是由祖父供给的。(父亲的死引起了我们大家庭第一次的分家,我们这一房除了父亲自己购置的四十亩田外,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田。)他用不着在这方面操心。然而其他各房的仇视、攻击、陷害和暗斗却使他难于应付。他永远平静地忍受了—切,不管这仇视、攻击、陷害和暗斗愈来愈厉害。他只有一个办法: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。

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。祖父第一次看见了重孙,自然非常高兴。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。儿子是他的亲骨血,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,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了的前程。

他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起来,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,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。

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。我们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。他买了好些新书报回家。我们(我们三弟兄和三房的六姐,再加上一个香表哥)都贪婪地读着一切新的书报,接受新的思想。然而他的见解却比较温和。他赞成刘半农的“作揖主义”和托尔斯泰的“无抵抗主义”。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。

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,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。顺应环境的结果,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。在旧社会,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;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,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,这种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够了解的,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。我们不但责备他,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,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。

祖父死后,大哥因为做了承重孙(听说他曾经被一个婶娘暗地里唤做“承重老爷”),便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。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,也没有用处;同时我和三哥的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。

我和三哥不肯屈服。我们不愿意敷衍别人,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,我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,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婶娘。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,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威权。他们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气,对他加压力,希望通过他使我们低头。不用说这也没有用。可是大哥的处境就更困难了。他不能够袒护我们,而我们又不能够谅解他。

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婶娘,她诬我打肿了她的独子的脸颊。我亲眼看见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那个堂弟的脸颊打肿了,她却牵着堂弟去找我的继母讲理。大哥要我向她赔礼认错,我不肯。他又要我到二叔那里去求二叔断公道。但是我并不相信二叔会主张公道。结果他自己代我赔了礼认错,还受到了二叔的申斥。他后来到我的房里,含着眼泪讲了一两个钟头,惹得我也淌了泪。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以后改变态度。

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。他一个人平静地代我们受了好些过,我们却不能够谅解他的苦心。我们说他的牺牲是不必要的。我们的话也并不错,因为即使没有他代我们受这承提了一切,叔父和婶娘也无法加害到我们的身上来。不过麻烦总是免不了的。

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来了。他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不到四岁,就害脑膜炎死掉了。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。他的悲哀是很大的。

他的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了。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。他称这种现象做“痰病”。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。

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(二叔也帮了一点忙,说句公平的话,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)同路离开成都,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。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—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“兴家立业”。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。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。尤其是我,不但不进工科大学,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跟他争论,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。不仅他对我绝了望,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,叫年轻人不要学我。

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。那时三哥在北平,没有能够来上海看他。我们分别了六年如今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,两个人都很高兴。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,谈到三姐的惨死,谈到二叔的死,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。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,但是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。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。

他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月。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。我把他送到了船上。他已经是泪痕满面了。我和他握了手说一句:“一路上好好保重。”正要走下去,他却叫住了我。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,拿出一张唱片给我,一面抽咽地说:“你拿去唱。”我接到手一看,是G.F.女士唱的《SonnyBoy》,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。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,所以想起了把唱片拿出来送给我。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。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的手里夺去。但是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抗过他的劝告了,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、表弟们在下面催促我。我默默地接过了唱片。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。

我和表弟们坐上了划子,让黄浦江的风浪颠簸着我们。我望着外滩一带的灯光,我记起我是怎样地送别了一个我所爱的人,我的心开始痛起来,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里竟然淌下了泪水。

他回到成都写了几封信给我。后来他还写过一封诉苦的信。他说他会自杀,倘使我不相信,到了那—天我就会明白一切。但是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。所以我并不曾重视他的话。

然而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一个早晨,他果然就用毒药断送了他的年轻的生命。两个月以后我才接到了他的二十页的遗书。在那上面我读着这样的话:

卖田以后……我即另谋出路。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,以为投机亭业虽险,却很容易成功。前此我之所以失败,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,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。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,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,一则利息也轻些,二则不受时间影响。用自己的钱来做,果然得了小利。……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,作贴现之用,每月可收百数十元。做了几个月,很顺利。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。……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,等我病好出外一看,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。

好,好!既是这样,有什么话说!所以我生日那天,请大家看戏后,就想自杀。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。多看一天算一天,混一天。现在混不下去了。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。算了吧。如果活下去,那才是骗人呢。……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,随便分尸也可,或者听野兽吃也可。因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,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……

这就是大哥自杀的动机了。他究竟是为了顾全绅士的面子而死,还是因为不能够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,我虽然熟读了他的遗书,被里面一些极凄惨的话刺痛了心,但是我依旧不能够了解。我只知道他不愿意死,而且他也没有死的必要。我知道他写了三次遗书,又三次把它毁掉,大哥终于做了一个不必要的牺牲者而死去了。他这一生完全是在敷衍别人,任人播弄。他知道自己已经逼近了深渊,却依旧跟着垂死的旧家庭一天一天地陷落下去,终于到了完全灭顶的一天。他便不得不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拿毒药做他唯一的拯救了。

他被旧礼教、旧思想害了一生,始终不能够自拔出来。其实他是被旧制度杀死的。然而这也是咎由自取。在整个旧制度大崩溃的前夕,对于他的死我不能有什么遗憾。然而一想到他是悲惨的一个,一想到他对我所做过的一切,一想到我所带给他的种种痛苦,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。

1933年

选自《忆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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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介绍

巴金(1904年11月25日—2005年10月17日),男,汉族,四川成都人,原名李尧棠,字芾甘,笔名有王文慧、欧阳镜蓉、黄树辉、余一等 ,1921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 ,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大师,杰出的社会活动家,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,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。曾任第六届、七届、八届、九届、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,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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